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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光明论坛】发挥党组织在共同富裕中的强大组织功能****** 【光明论坛】 作者：祝奉明（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把美好愿景转化为现实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组织建设重点突出、亮点鲜明，通过不断增强组织效能，激发党组织生机活力，党组织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不断增强，助力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新征程上，我们要继续深入探索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建设的内在规律，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强大组织功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创新组织体系，建强“主心骨”，夯实力量之源，增强共同富裕工作领导力。当前，围绕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政治任务，要打造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党组织，既要根据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出现情况及党员流动情况调整或设置党组织，打破传统组织设置方式；也要围绕有利于辐射带动、资源整合的要求，跨区域、跨行业建立党组织，实现经验共享、资源互补、共同发展，确保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运用。从而切实增强党组织的领导力，提高党组织把方向、做决策的能力和定力，使党组织成为“主心骨”，发挥党的强大政治优势，确保顺利推进共同富裕。 提升主体能力，培育“突击队”，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共同富裕政策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落空。”共同富裕关键在人，党员干部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其数量多少、质量高低、能力强弱、素养好坏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能否顺利推进。打造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优秀党员干部队伍刻不容缓。通过做好干部教育培训，提高理论素养和政策执行能力；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完善激励保障机制，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引导他们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好选配、监督和考核工作。从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确保广大党员干部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共同富裕工作中。 优化体制机制，着力“固长远”，增强共同富裕发展推动力。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通过健全和完善党规国法，构建党组织内外共同遵守的制度规范，实现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不仅是保证党组织职权顺利实施的客观需要，也是保证社会各界利益不受侵害的必然选择。一方面，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依法授予和分配党组织职权、界定党组织职责、保障党组织职能，规范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另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依法加强引导，规范党员的行为，确保党组织依法维护人民利益、领导社会治理、严格依法办事，确保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起好学习、拥护、捍卫、执行制度的表率带头作用，保证党组织的工作不越位、不失位、不缺位。 强化服务效能，激活“原动力”，感召凝聚力量，增强共同富裕群众动员力。服务效能是凝聚人心，提高党组织动员力、组织力、战斗力的最重要手段。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群众利益诉求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党组织只有在共同富裕中站稳人民立场，着眼于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坚定服务宗旨、增强服务意识、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本领、改善服务质量、创新服务载体，提高群众对党组织各项工作的满意度，才能将广大群众有效组织和动员起来，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为共同富裕汇聚起磅礴力量。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组织功能，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各类社会组织团结、凝聚起来，投入共同的事业，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4日 02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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